跟着麻主任和两个警察出了教学楼，我居然惊奇的看见，大头正拿着把扫帚在清扫操场上的分担区，而且一边干着活一边跟他们班的同学有说有笑。除了巨大的脑壳依然显眼，五官表情却都很正常，丝毫没有早晨我看到过的那种痛苦狰狞。难道，老妖婆想用钢针扎的那颗大脑袋不是他的？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还存在第二颗如此异形的头颅呢？

带着一肚子疑虑，我和许文彬跟着警察走出了校门。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以犯人的身份被警察叔叔押进派出所，也见识了他们是怎么审问违法嫌疑人的。我和许文彬在这里并没有第一时间见到李叶，反而还被分开单独问了话。万幸，他们没有将我扔进专门的审讯室中砸上手拷脚镣，仅仅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询问。

问我话的是一位年轻的警察小伙，当我如实的供述出了瘆人的狼嚎以及老妖婆用针扎大头脑袋的时候，他先愣了一下，又很快收起惊愕的神情，十分严肃的问我：“你知道你们用砖头给人家手骨头都砸断了吗？”这次，轮到我吃惊的闭不上嘴了，好在他并没有为难我，“行了，等你家长来商量赔偿问题吧。”

警察说完话，忙其他的工作不搭理我了，我则心怀忐忑的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事情从来不会像你想得那么好的一样好，也绝对没有像你想得那么糟的一样糟。在警察的主持、麻主任的见证下，我爸、许文彬他妈和李叶的爷爷很平静的与刚从医院回来手上缠着厚厚绷带的老妖婆达成协议，赔偿她现金一千五百元——这在九三年底九四年初绝对是笔不小的金额——附加条件是我们捉鬼赶死队必须做出沉刻的检讨和诚恳的道歉。

李叶还主动跟他爷商量：砖头是他扔的，跟我和许文彬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应该多承担一些费用。我爸和许文彬她妈当然拉不下这个面子，最后还是三家均摊了。我问过李叶好几次为什么当初会那么仗义？他几经扭捏才终于坦白交代了：他一直都有当捉鬼敢死队老大的野心，然而第一次行动他居然睡着了，错过了与兄弟们出生入死，必须找机会将这个污点弥补。

老妖婆虽然脸上没表现出满意的神色，但还是接受了这个结果。当大家一个接一个在调解材料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审问我的那个年轻警察突然问了老妖婆一句：“我听说这里还有虐待儿童的问题，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老妖婆一怔，茫然的看了看屋子里的所有人，眼泪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

世界那么大，总有一些令人拍案叫绝的巧合。比如说，一个小区里住进了两个罹患罕见巨头症的男孩，而且他们同岁。其中的一个是幸运的，除了异于常人的颅骨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症状，于是，他跟正常孩子一样长大、入校，并且成了吕家良的同班同学。但另一个的命远则要悲惨许多。

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总是喊人家母亲老妖婆也极其不礼貌。为了叙述方便索性称呼他们母子为二头和二头妈吧。

二头妈的实际年纪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老，她跟我妈差不多。很多年前因为感情不合和二头爸离了婚，孩子判给男方抚养。离婚后，她与母亲一起住在我家对楼一楼的一间房子里。二头十岁那年，突然有一天头痛得受不了，紧接着嘴歪眼斜，四肢抽搐。送到医院一检查，诊断为脑瘤。

二头爸是个不太爱与人交流的男人，孤独的程度比我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事情都愿意一肩承担。他瞒着二头妈先带二头去了我市各大医院就诊，后来还到过北京、天津、长春、哈尔滨求医。

看病需要花钱，没过多长时间，二头爸便被折腾得差不多要卖血去了。

一位从小一块长大的邻居大哥见二头爸实属不易，便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机会。这大哥是做水果批发买卖的，专门在新疆倒腾哈密瓜葡萄干之类的干鲜货，他许给二头爸一份丰厚的报酬，但工作性质需要经常辗转新疆与东北之间。二头爸思量许久，终于豁出脸皮找到了二头妈，因为不管两口子矛盾多深，孩子的亲娘始终是可以让他放心的不二人选。二头妈得知这个噩耗的时候能不能接受，又是如何与前夫沟通的已无从考证，但她必须对残酷的现实妥协，将二头接到了自己身边照料。

二头的病情恶化的很快，短短一年多便彻底瘫痪在床，后来又失去了语言的功能。更吓人的是随着身体发育，他的脑袋竟然开始不成比例的长大，五官也出现恐怖的扭曲挪位，眼球越来越突出，变成了我们看到的骇人模样。没人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在承受着多么大痛苦，但他病发之时从嗓子眼里吼出的那种野兽般的嚎叫足矣让闻者心胆惧寒。

可是这两口子也真奇怪，各大医院去了不少，却迟迟没给二头做手术，一直进行着保守治疗。终于在亲朋好友的追问之下，二头的爸妈道出了实情：二头脑袋里的肿瘤位置长的不好，手术摘除虽然可以保命，但肯定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是痴傻就是呆乜，最好的结果也要终身坐在轮椅上无法自理。二头的父母不甘心也不放弃，抱着一线希望继续寻找让儿子完全康复的良方——然而也有人说他们其实是在拿二头的性命做赌注，要么遇到神医皆大欢喜，要么干脆让孩子早死早托生，与其成为一辈子的废人，或许这才是个比较明智的决择。

病急乱投医，二头爸在新疆遇到了一位气功大师，说他可以治疗二头的怪病。二头爸欣喜若狂，便想把大师接回家中。然而大师身份太高，不愿千里驱驰劳动金身，二头身体不便又无法长途旅行，经过几番恳切的哀求，大师给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法：他让二头的母亲在每天午夜零点、下半夜三点和清晨五点钟分三次用针刺激大头脑袋上的穴位，并打开窗户接受远在新疆的大师为其发功。

气功大师又送给二头爸一盘录音带，告诉他治病的时候播放出来，做为大师判断方位的信号。直到二零零一年，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客场挑战阿曼，解说员说阿曼主场响彻不停的歌曲实在太闹心了，严重影响队员们的发挥时，我才突然回忆起，那年冬天我从二头家窗子里听到的背景音乐原来是一种阿拉伯文的祷告词。

当时，盛行在中国大地的气功热潮尚未退去，媒体与民间无不鼓吹着这项神秘的民族瑰宝。二头爸深信不疑，并嘱咐二头妈一定要严格按照大师的要求操作，不得懈怠。二头本来就难受，又不得不忍受针刺与冷风的双重折磨，于是，他的嚎叫声成为了我每天夜晚的噩梦。

警察听完二头妈的讲述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孩子该看病还得看病。”就把我们打发走了。

捉鬼敢死队的全体成员回到学校如何接受处罚，在家又是怎么被修理的情节对于这个故事并不重要。既然狼嚎声真相大白，它在我的耳中也不再那么恐怖了。只不过每次深夜时分听到二头痛苦的喊叫我心里仍然不免难受，特别是赶上我偏头痛发作，总会特别担心我脑袋里也会像二头一样长出不好的东西。

关于午夜狼嚎的故事到此结束，做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最后再多说几句作为收尾：

春暖花开之后，二头妈每天都要用轮椅把二头推到户外晒晒太阳，即使在初夏也会在二头的腿上盖一床薄被子，并且随时细心地替他掖好被角。偶尔二头难受了，依旧会发出像狼一样的叫声，二头妈也难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撕心裂肺的对儿子呵斥几句，大意无非是我以前听过的“你没资格冲我这样喊，为了你我付出了多少”之类的怨言，至于二头还能不听懂我无从知晓，但可以理解二头妈的苦衷。不过不管二头妈责骂的多么凶狠，语气中始终透露出了痛苦与心酸，甚至会带出阵阵无奈的哭腔。

也有邻居建议二头爸妈应该再多带二头走几家大医院，但是他们总会信誓旦旦的坚称大医院的水平也不行，去了只能白花钱，估计也是被一次次的失望寒了心吧。时间久了，大家也不好再多劝什么。

慢慢的，二头渐渐喊不动了，老实了许多，也萎靡了许多。等到我上了初中，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想这个孩子终究还是走了……

多年之后，我曾经把这件事讲给学医的同学，他们都说这病是不是孩子父母说的那回事值得怀疑，如果不是延误病情，没准还是能够活下来的。但我对他们的专业看法并不苟同：如果一条生命已然不会再有质量，那苦心竭力的去维持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哪怕这意义经常被人们冠以亲情、扭带、血浓于水、甚至是患者单纯本能的求生欲望亦或是对一个年轻生命逝去的惋惜之名，我仍然觉得残忍。

当然，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伦理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学术权威，我只是个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同时难免会流露出自己一些偏激的观点，看官们可以不赞同，但不能不允许我说。